郭小川的简介?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郭小川(1919--1976)是共和国第一代杰出诗人。从1955年发表政治抒情诗《致青年公民》开始,诗人进入了旺盛的创作期。以后他先后写了《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将军三部曲》等叙事诗以及抒情诗《望星空》。其中《将军三部曲》、《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是建国后长篇叙事诗的优秀作品。
60年代,他创作了《厦门风姿》、《乡村大道》、《甘蔗林与青纱帐》、《青纱帐与甘蔗林》、《祝酒歌》、《西出阳关》等一批作品,形成了自己雄浑而深邃的艺术风格。
“文革”期间,他创作的《团泊洼的秋天》、《祝寿》、《秋歌》,怀有隐忧,深沉而悲慨。
郭小川诗作的总体特色是:具有鲜明的时代光彩,闪耀着哲理的火花。
郭小川
郭小川(一九一九——一九七六),原名郭恩大,出生在河北省丰宁县凤山镇(原属热河省)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一九三三年,日寇侵占热河,他随全家逃难北平。少年时代,他就“过早地同我们的祖国在一起负担着巨大的忧患”(《向困难进军》)。“一二·九”运动后,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是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文艺青年联合会的活跃成员,开始用诗歌作武器,参加了民族解放的斗争。
一九三六年抗日战争爆发,郭小川在赴延安的途中参加了八路军,在一二○师三五九旅先后担任宣传、教育和机要工作。一九四一年初,他到延安马列学院等单位学习和工作了四年半,主要从事马列主义政治理论和文艺理论的研究。抗战胜利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任县长,参加并领导了清匪反霸和土改运动。一九四八年夏,他转到新闻战线,先后任冀察热辽《群众日报》副总编兼《大众日报》负责人、《天津日报》编委兼编辑部主任。一九四九年五月随军南下。武汉解放后,他在中南地区从事党的理论和宣传工作,与陈笑雨、张铁夫合作,以“马铁丁”为笔名写了大量的“思想杂谈”,在群众中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一九五三年春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
作为一个诗人,郭小川在抗日战争前期写的《滹沱河上的儿童团员》、《我们歌唱黄河》、《草鞋》、《老雇工》等诗篇,虽然稚嫩,存在着尝试和摸索的痕迹,但是它们表达了诗人热爱革命生活的真挚感情。也初步显示了他善于捕捉革命斗争生活中的动人场景的艺术才能。从一九四三年以后长达十多年之久,诗人把全部精力放在实际革命工作上,几乎没有拿起笔来写诗。然而艰苦而丰富的革命工作实践,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给诗人带来的较高的思想理论修养,却从生活上和思想上给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十年,在诗人的创作道路上算是一个重要的准备阶段。
一九五五年秋,郭小川从中共中央宣传部调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诗刊》编委。转到文艺战线以后,诗人立即以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和火一般的战斗激情,为新中国刚刚开始的社会主义事业高唱颂歌和战歌。他的第一首政治抒情诗是献给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投入火热的斗争》。这首诗以他过去的诗歌中所没有的磅礴气势,唱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强音:
公民们!
这就是
我们伟大的祖国。
它的每一秒种
都过得
极不平静,
它的土地上的
每一块沙石
都在跃动,
它每时每刻
都在召唤你们
投入火热的斗争,
斗争
这就是
生命,
这就是
富有的
人生。
随之,诗人的炽热诗情便一发而不可收,于一九五五、五六两年,陆续写下《向困难进军》、《在社会主义高潮中》、《闪耀吧,青春的火光》等以《致青年公民》为总题的组诗,其诗作进入了爆发期。诗人在回忆这个时期的创作时这样说过:“当我因为走上文艺岗位而重新写作的时候……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号召已经响彻云霄,我情不自禁地以一个宣传鼓动员的姿态,写下一行行政治性的句子,简直就象抗日战争时期在乡村的上墙书写动员标语一样……我愿意让这支笔蘸满了战斗的热情,帮助我们的读者,首先是青年读者生长革命的意志,勇敢地‘投入火热的斗争’。”诗人达到了目的。他那政论家的头脑,创业者的胸怀,战士的嫉恶如仇,为新事物大喊大叫的歌喉,使他的诗歌象战鼓象号角催动人们前进,在青年读者中产主了热烈的反响。
然而诗人并没有为成功所陶醉。他说:“我所向往的文学,是斗争的文学……但是,我越来越懂得,仅仅有了这个出发点还是远远地不足。文学毕竟是文学,这里需要很多很多新颖而独特的东西,它的源泉是人民群众的生活的海洋,但它应当是从海洋中提炼出来的不同凡响的、光灿灿的晶体。”郭小川在政治上是个不断革命的战士,在艺术上则是勇于探索勇于实践的诗人。一九五七至五九年间,他在自己的创作中努力克服议论多于描绘的缺点,并从题村的开拓上、思想内容的深化上,以及艺术形式的创造上,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他这个阶段的诗作,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九五七年的三首叙事诗《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和一九五九年的长篇叙事诗《将军三部曲》、叙事诗《严厉的爱》以及抒情诗《望星空》。这些诗作表明诗人已经不满足于用鼓动性的政治语言去激动读者,而力图发掘我们伟大人民和革命战士的心灵美,从人民生活中去提炼那种“不同凡响的、光灿灿的晶体”,并通过巧妙而奇异的构思表现出来,使读者读了不止发生暂短的激动,而且能引起长久的深思。诗人的探索精神及其实践,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然而在五十年代末左倾思潮泛滥的时候,诗人却遭到了无端的指责,《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和《望星空》以及当时尚未出版的《一个和八个》、《严厉的爱》都被批评为“思想感情不健康”。历史是最公正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些诗篇不仅对诗人自己的创作而且对我国当代诗歌的发展,都是一个重要的推进。
进入六十年代,郭小川的诗歌从思想到艺术都更成熟了。一九六○——六二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遇到严重的困难,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面对着复杂的国际环境,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诗人努力反映了这个严峻而风发的时代,写有《厦门风姿》、《乡村大道》、《甘蔗林——青纱帐》和《秋歌》等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和强烈战斗气息的诗篇。一九六二年十月,诗人调任《人民日报》特约记者,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三年多,他西出阳关,东泛大海,钻森林,踏沙漠,足迹遍全国。诗人根据自己对战斗在各个不同岗位上的我国人民的火热斗争生活的观察体验,以深切的感受,写下了《林区三唱》、《西出阳关》、《昆仑行》和《春歌》等脍炙人口的诗篇。五十年代末,诗人对作家的独特风格问题谈了极其精湛的看法,他说:一个作家,“他的精神状态一定是非常崇高,他永远和生活联系在一起,而且用共产主义的锐利的目光去观察和理解一切;然而,他却有他自己的独特见解。这样作家的作品一定是服务于人民的,忠实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的;然而他有的是自己的风格,自己的特色,即使他的作品不署名,你也可以大致猜中是他的。”六十年代,他的创作就达到了这种境地,他成了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优秀诗人。“同时也是一个当之无愧地可以兼有战士和诗人这两种称号的人!”
在十年动乱期间,郭小川经受了阶级斗争的严峻考验。林彪、“四人帮”对他进行了反反复复的围攻、诬陷、迫害,但他始终不屈服,不苟安。在歌喉被紧紧扼住的时候,他还握着自己的笔,以刚直不阿的气概表达了革命战士不畏权势、不畏强暴的信念与誓言:
是战士,决不能放下武器,哪怕是一分钟;
要革命,决不能止步不前,哪怕是面对刀丛。
——《秋歌》
郭小川不傀为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真正的战士。不幸的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摧残,正当盛年的诗人在刚刚看到一九七六年十月的胜利就溘然长逝了。他的诗人兼战士的高大形象,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将置身于优秀诗人的行列,放射着耀眼的光辉!
郭小川
郭小川(一九一九——一九七六),原名郭恩大,出生在河北省丰宁县凤山镇(原属热河省)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一九三三年,日寇侵占热河,他随全家逃难北平。少年时代,他就“过早地同我们的祖国在一起负担着巨大的忧患”(《向困难进军》)。“一二·九”运动后,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是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文艺青年联合会的活跃成员,开始用诗歌作武器,参加了民族解放的斗争。
一九三六年抗日战争爆发,郭小川在赴延安的途中参加了八路军,在一二○师三五九旅先后担任宣传、教育和机要工作。一九四一年初,他到延安马列学院等单位学习和工作了四年半,主要从事马列主义政治理论和文艺理论的研究。抗战胜利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任县长,参加并领导了清匪反霸和土改运动。一九四八年夏,他转到新闻战线,先后任冀察热辽《群众日报》副总编兼《大众日报》负责人、《天津日报》编委兼编辑部主任。一九四九年五月随军南下。武汉解放后,他在中南地区从事党的理论和宣传工作,与陈笑雨、张铁夫合作,以“马铁丁”为笔名写了大量的“思想杂谈”,在群众中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一九五三年春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
作为一个诗人,郭小川在抗日战争前期写的《滹沱河上的儿童团员》、《我们歌唱黄河》、《草鞋》、《老雇工》等诗篇,虽然稚嫩,存在着尝试和摸索的痕迹,但是它们表达了诗人热爱革命生活的真挚感情。也初步显示了他善于捕捉革命斗争生活中的动人场景的艺术才能。从一九四三年以后长达十多年之久,诗人把全部精力放在实际革命工作上,几乎没有拿起笔来写诗。然而艰苦而丰富的革命工作实践,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给诗人带来的较高的思想理论修养,却从生活上和思想上给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十年,在诗人的创作道路上算是一个重要的准备阶段。
一九五五年秋,郭小川从中共中央宣传部调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诗刊》编委。转到文艺战线以后,诗人立即以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和火一般的战斗激情,为新中国刚刚开始的社会主义事业高唱颂歌和战歌。他的第一首政治抒情诗是献给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投入火热的斗争》。这首诗以他过去的诗歌中所没有的磅礴气势,唱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强音:
公民们!
这就是
我们伟大的祖国。
它的每一秒种
都过得
极不平静,
它的土地上的
每一块沙石
都在跃动,
它每时每刻
都在召唤你们
投入火热的斗争,
斗争
这就是
生命,
这就是
富有的
人生。
随之,诗人的炽热诗情便一发而不可收,于一九五五、五六两年,陆续写下《向困难进军》、《在社会主义高潮中》、《闪耀吧,青春的火光》等以《致青年公民》为总题的组诗,其诗作进入了爆发期。诗人在回忆这个时期的创作时这样说过:“当我因为走上文艺岗位而重新写作的时候……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号召已经响彻云霄,我情不自禁地以一个宣传鼓动员的姿态,写下一行行政治性的句子,简直就象抗日战争时期在乡村的上墙书写动员标语一样……我愿意让这支笔蘸满了战斗的热情,帮助我们的读者,首先是青年读者生长革命的意志,勇敢地‘投入火热的斗争’。”诗人达到了目的。他那政论家的头脑,创业者的胸怀,战士的嫉恶如仇,为新事物大喊大叫的歌喉,使他的诗歌象战鼓象号角催动人们前进,在青年读者中产主了热烈的反响。
然而诗人并没有为成功所陶醉。他说:“我所向往的文学,是斗争的文学……但是,我越来越懂得,仅仅有了这个出发点还是远远地不足。文学毕竟是文学,这里需要很多很多新颖而独特的东西,它的源泉是人民群众的生活的海洋,但它应当是从海洋中提炼出来的不同凡响的、光灿灿的晶体。”郭小川在政治上是个不断革命的战士,在艺术上则是勇于探索勇于实践的诗人。一九五七至五九年间,他在自己的创作中努力克服议论多于描绘的缺点,并从题村的开拓上、思想内容的深化上,以及艺术形式的创造上,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他这个阶段的诗作,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九五七年的三首叙事诗《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和一九五九年的长篇叙事诗《将军三部曲》、叙事诗《严厉的爱》以及抒情诗《望星空》。这些诗作表明诗人已经不满足于用鼓动性的政治语言去激动读者,而力图发掘我们伟大人民和革命战士的心灵美,从人民生活中去提炼那种“不同凡响的、光灿灿的晶体”,并通过巧妙而奇异的构思表现出来,使读者读了不止发生暂短的激动,而且能引起长久的深思。诗人的探索精神及其实践,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然而在五十年代末左倾思潮泛滥的时候,诗人却遭到了无端的指责,《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和《望星空》以及当时尚未出版的《一个和八个》、《严厉的爱》都被批评为“思想感情不健康”。历史是最公正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些诗篇不仅对诗人自己的创作而且对我国当代诗歌的发展,都是一个重要的推进。
进入六十年代,郭小川的诗歌从思想到艺术都更成熟了。一九六○——六二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遇到严重的困难,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面对着复杂的国际环境,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诗人努力反映了这个严峻而风发的时代,写有《厦门风姿》、《乡村大道》、《甘蔗林——青纱帐》和《秋歌》等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和强烈战斗气息的诗篇。一九六二年十月,诗人调任《人民日报》特约记者,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三年多,他西出阳关,东泛大海,钻森林,踏沙漠,足迹遍全国。诗人根据自己对战斗在各个不同岗位上的我国人民的火热斗争生活的观察体验,以深切的感受,写下了《林区三唱》、《西出阳关》、《昆仑行》和《春歌》等脍炙人口的诗篇。五十年代末,诗人对作家的独特风格问题谈了极其精湛的看法,他说:一个作家,“他的精神状态一定是非常崇高,他永远和生活联系在一起,而且用共产主义的锐利的目光去观察和理解一切;然而,他却有他自己的独特见解。这样作家的作品一定是服务于人民的,忠实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的;然而他有的是自己的风格,自己的特色,即使他的作品不署名,你也可以大致猜中是他的。”六十年代,他的创作就达到了这种境地,他成了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优秀诗人。“同时也是一个当之无愧地可以兼有战士和诗人这两种称号的人!”
在十年动乱期间,郭小川经受了阶级斗争的严峻考验。林彪、“四人帮”对他进行了反反复复的围攻、诬陷、迫害,但他始终不屈服,不苟安。在歌喉被紧紧扼住的时候,他还握着自己的笔,以刚直不阿的气概表达了革命战士不畏权势、不畏强暴的信念与誓言:
是战士,决不能放下武器,哪怕是一分钟;
要革命,决不能止步不前,哪怕是面对刀丛。
——《秋歌》
郭小川不傀为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真正的战士。不幸的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摧残,正当盛年的诗人在刚刚看到一九七六年十月的胜利就溘然长逝了。他的诗人兼战士的高大形象,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将置身于优秀诗人的行列,放射着耀眼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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