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关于万历年间的“争国本”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争国本”是万历年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间接引发了明末几十年的党争，甚至对南明的灭亡也有一定影响。直到万历末年福王之国，争国本才算告一段落。争国本导致万历消极怠工，给明朝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然而，阅读“争国本”的来龙去脉，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按照儒家传统的“春秋大义”，朱常洛本来没有理由被立为太子，朱常洵的资格至少不比常洛逊色。以下完全按照儒家经学义理进行探讨。
群臣拥立朱常洛为太子，理由是“立嫡立长”的儒家宗法制度。按照群臣的主流意见，当时的王皇后没有嫡子，那么长子常洛理所当然应该立为太子。儒家义理真是如此吗？我们看看《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章：
“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出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以上主要论述为何鲁隐公不能正式即位，只能摄政，等待桓公长大后归政于桓公，理由就是“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关于为什么隐公的出身不如桓公，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隐公和桓公的母亲都是侧室，但桓公之母的地位略高；另一种说法认为桓公的母亲原本是侧室，但后来扶正为正室——这种扶正行为，在当时是不符合周礼的，所以桓公究竟是不是出身更贵，还有待争论。
无论如何，《公羊传》最后提出了一条有力的理论：“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意思是说，在立嫡子的时候，要优先立年龄较大的；在立庶子的时候，要立出身较贵的，即其母地位较高的。
对“立子以贵不以长”的理解，历史上有些争论，有人认为这一条仅限于在嫡子和庶子之间比较，“贵”是指的嫡子。但是《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桓公之母并非正室，《左传》也仅仅提到桓公之母被违法礼法地被扶正，不应当被视为“元后大子”。主流经学家认为，“立子以贵”的“子”是指庶子，即在没有嫡子的情况下，按照庶子出身的贵贱来确定太子。
朱常洛出生的时候，母亲王氏仅仅是宫女；出生之后，母亲仅仅晋升为妃。而朱常洵出生的时候，母亲郑氏就已经是妃了，此后晋升为贵妃，地位始终高于常洛。按照《公羊传》的这条春秋大义，朱常洵立为太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奇怪的是，深受儒家传统教育的万历皇帝竟然根本没有想到援引《公羊传》的这条春秋大义为自己辩护，也没有暗示大臣援引此条为朱常洵张目。群臣上书只顾叫嚷“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却没有注意到“无嫡立长”在儒家经学里根本不成立，应该是“无嫡立贵”。
为何在争国本事件中，从来没有人提到这一条可能对常洛一派文臣造成毁灭性打击的春秋大义呢？是万历读书太少，文臣不愿提到，还是满朝文武根本就没读懂春秋大义呢
儒家只不过是表面理由 深刻理由就是背后的权利斗争 我支持你了， 即使你没有道理 我还是支持你 不然一朝天子一朝臣 接下去死的还不是我 所以我管你儒家还是基督 既然选定阵营 就不能动摇了
一朝天子，一朝臣。党争从古至今依旧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