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族

游牧民族

游牧指在草原上形成的一种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现代考古发掘逐渐证明，游牧诞生的时间不会早于公元前1000年。有史可查的最早的游牧民族是公元前8世纪中叶，分布于阿尔泰山以西西徐亚人，被称为斯基泰人。农耕民族的统一是在秦朝，游牧民族的统一是在元朝。雍正皇帝:“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

游牧指在草原上形成的一种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现代考古发掘逐渐证明，游牧诞生的时间不会早于公元前1000年。有史可查的最早的游牧民族是公元前8世纪中叶，分布于阿尔泰山以西西徐亚人，被称为斯基泰人。农耕民族的统一是在秦朝，游牧民族的统一是在元朝。雍正皇帝:“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

中国北方游牧民为了适应高寒干旱的气候条件，终年实施严格的集体游动放牧的畜牧业经营方式，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基于保护稀缺的水资源和可持续轮换使用不同的草场形成的人类智慧和文明。

游牧民族指的是以游牧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的民族，但是游牧民族也并不是居无定所，从中外的史集来看游牧民族是有隐秘的定居据点的。

关于游牧民族的起源，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争论的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人口压力说、游牧出于游猎说、驯化地理说、游牧与农耕并立说、游牧与农业分离说、气候变迁说等。有关中国北方游牧业的起源问题，与世界游牧业的起源问题研究是密切相关的，笔者主张游牧与农业分离说。

游牧经济是一种专业化、流动的经济类型，对农耕社会存在着依赖性，它不能完全脱离种植业，需以整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相当发展并产生一定的剩余产品为前提。这就要求种植技术和游牧技术都有相当的进步，从而决定了游牧经济只有在较晚的时候才能形成。

以种植业为主的农耕、畜牧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是人类赖以进入文明时代的最主要的经济类型。中国北方游牧业的兴起是在青铜文化的背景下展开的。马被认为是草原游牧的象征，马的驯化和传播是欧亚草原游牧兴起的关键。

钱穆先生云：“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

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安定的，平稳的。”

游牧的起源、游牧国家的产生与演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游牧与农耕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很长时期内曾相互对立、相互依存。战争、掠夺、和亲、互市等所有的历史现象似乎在说明一个主题：生存与财富是游牧国家兴起的原因。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理论：“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这是解开游牧起源这一历史悬案的锁钥。如何正确理解恩格斯的这一经典论述，学界为此长期争鸣不休。

有的学者认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并不是游牧与农业部落的分离，而是人类从攫取经济——采集和渔猎向生产经济的发展过渡。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有些部落向农业经济发展，有些部落向游牧经济发展。恩格斯所说的正是后一种情形。

直接从攫取经济向农业生产过渡也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形式之一，而且世界上几个文明古国都是沿着这一道路发展的。因此，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发生在距今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则指出，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从新石器时代起一直以农业为主，没有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也就没有农业和游牧业的社会大分工。

有的学者认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发生于新石器时代末到铜石并用时代，游牧部落的形成标志着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实现。也有人基于考古发现指出，我国整个新石器时代原始畜牧业和锄耕农业结合在一起，到了青铜时代，适宜农业发展的地区形成了灌溉农业，而适宜放牧的地区在锄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成游牧业，从而实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关于游牧起源问题的探讨进一步深入，如有学者认为，畜牧民的出现才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标志，而畜牧民是从既种植谷物、又驯养家畜的人群中发展来的。因此，最早出现的不是游牧部落，而是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畜牧民;随后由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为进一步扩大分工创造了条件，才出现专以畜牧为业、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

然而，恩格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理论的指导意义即在于此。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踪迹中游牧业从畜牧业中分离出来，而从事游牧业的人群由部族、部落发展到民族、国家。游牧从起源到游牧国家的形成、演化，对于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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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族人口是少则几千多则几万人的部落，加上牛马畜生，必要要居住在水草丰美的草场，特别在贫瘠的漠北，这样的草场是有数的。

这些部落虽然游牧，但也不是没有地盘概念，哪片草场属于哪个部落的，都是有划分的，部落不可能经常做大规模迁徙。而且部落与部落间，各部落与单于汗庭间也都是有势力范围的。如铁木真经历合兰真沙陀之战后只剩下4千6百余人。他逃到贝尔湖以东才避过一劫。并在当年秋天突袭王汗驻地，三天后完全消灭克烈部。而不明所以的中原人把游牧部落为了保护草场在其所属草场之间的迁徙认为是居无定所这是很无知的，所以农耕民族出征漠北时往往会迷路找不到游牧驻军牧场，农耕民族由于不了解当地那些水肥草美牧地的分布信息不能在当地得到给养，游牧民族反而可以利用骑兵机动性再其熟悉的地理环境中坚壁清野。成吉思汗之所以成功是把蒙古高原上所有不同族源的游牧部落统一。现在人看岭北历史的问题是把历史上的蒙古人想象成一个统一的实体，用现代民族主义概念下来想象15、16世纪的历史这是错误的。正如雍正皇帝所说:“中国(汉族)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成吉思汗统一游牧民族后草场采用了和亲拉拢、诸王分封制赏赐有功劳的部将与部落，不再是以往牧场部落之间的互相兼并。

游牧文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与农耕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中国北方边境历史的主题之一。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恰恰是因为游牧文明与北方草原的生态环境是相适应的。说游牧民族没有文明是错误的，能在史书上出现有记载的游牧民族都是有文明的，没有文明的游牧民族都被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同化了。

中国是一个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的国家，众多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共同谱写了一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史诗画卷。历史上匈奴、鲜卑、羯、契丹等游牧民族一度在中原建立了政权，经过历史风雨的洗礼和涤荡，他们一部分西迁、一部分在历史中湮灭，一部分融合入汉民族，一部分仍保持了本民族的特征和习俗，生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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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中国历史上哪个才是最早的游牧民族，这个真的不好讲。回到原始社会，咱们都是身穿树叶的那群人。因此，我们就从第一个奴隶制社会，也就是夏朝时期开始说起。

夏商周

夏商周时代，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有两个。一个是匈奴，一个是东胡。那时候的匈奴在如今的内蒙古中部、山西北部地区，而所谓的东胡，因为生活在匈奴的东部，因此被称为东胡(东周时期，匈奴人自称胡)。

(匈奴人的祖先——夏桀)

匈奴民族其实和华夏民族是同源同根的，公元前16世纪夏朝灭亡后，夏桀的一支后裔逃到北方，在吞并其他部族之后成为匈奴民族。东胡其实是一个统称，是一个部落联盟。其中包含了东胡、濊貊、肃慎三大民族，这三大民族也被称为中国古代东北三大民族。

在这个时期，匈奴和东胡势均力敌，命运的倾斜是在秦朝。

秦

这个时期的匈奴和东胡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实也是得益于在战国时期的几次民族交融与打劫。东胡最鼎盛之时号称“控弦之士二十万”，在历史上他们有位好学生，就是赵武灵王。

(秦末汉初河套附近地区边界示意图)

匈奴虽然在河套地区被蒙恬打得怀疑人生了，但元气未伤。公元前206年，这一年秦朝灭亡，西楚建立，匈奴和东胡这两个民族也发生了一场战争。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击败，余部聚居乌桓山和鲜卑山，东胡分裂成一南一北的乌桓(南)和鲜卑(北)。

自此，中国历史上“东胡”这个名字彻底消失，留下的只有东北游牧民族心中的复国图腾。

汉、三国

秦朝末年匈奴把东胡给灭了，作为东胡的后裔——乌桓和鲜卑相对还是老实的，匈奴在中国北方一家独大，直到汉武帝上位后对北方做了几次整顿。

公元前60年左右，匈奴虚闾权渠单于死，引起内部分裂，先后出现五单于争立的情况，混战不断，最后发展为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的相互攻伐。最终，南匈奴的呼韩邪单于臣服汉朝，北匈奴的郅支单于接着折腾。

(南匈奴人)

东汉时期，窦宪“燕然勒功”，北匈奴被彻底打垮开始转战中亚和西亚。鲜卑趁着匈奴和大汉帝国打仗闷声发大财，南下不断攻打乌桓。东汉末年，乌桓见打不过鲜卑，便转头欺负已处于“病猫”状态的东汉。

直到三国初年有一个叫“阿瞒”的油腻中年男子，捋一捋胡子带着青州兵和袁绍的老家底，彻底把乌桓给灭了。至此，乌桓的名字在这里也被彻底抹掉了，鲜卑进入了巅峰期。

晋、南北朝

三国时代，曹操灭了乌桓，中原地区天天三国杀，匈奴早就成了“植物人”，给了鲜卑极好的生存土壤。从晋朝到五胡乱华时代，鲜卑分裂成三大部族，即北鲜卑(拓跋)、东鲜卑(宇文、慕容)和西鲜卑(慕容)。

在这个时期，西鲜卑也就是所谓的慕容鲜卑，他们内部也搞了一次分裂。其中一部带人去青海东部定居，这就是吐谷浑。而北鲜卑(拓跋鲜卑)这一头，内部养了一个奴隶民族叫柔然。公元386年，拓跋珪自称代王，面对前秦的四分五裂进行趁火打劫，后来又自称魏王。公元398年，拓跋珪在山西大同称帝，是为北魏，统一了中原大部分地区。

(拓跋珪公园)

这个时候，拓跋鲜卑基本都南迁了，而当初所养的“奴隶”柔然在北鲜卑的原居地彻底翻身了，时不时地就和北魏干仗。南北朝时期，已经翻身做主人的柔然也养了“奴隶”，有一个民族专门给他们打铁造兵器，这个民族叫突厥。

一开始突厥人仅仅有数百人，后来发展到了数万人，基本上都是周围其他民族迁入的。公元552年突厥又大败柔然，以漠北为中心在鄂尔浑河流域建立突厥奴隶制政权。“可汗”为最高首领，其子弟称“特勤”，将领称“设”。大突厥汗国鼎盛一时，直到盛唐的出现。

隋、唐

隋朝时期，大突厥汗国已经形成，成为了中国北方最大的游牧民族政权，一直威胁着中原政权的边境。曾经的西鲜卑“小弟”——吐谷浑也成了气候，控制了如今青海全省范围。得益于中原地区的连年征战，曾经的东胡后裔也在中国东北重新复兴，只不过他们叫室韦和靺鞨。这个时期，高句丽也统一了朝鲜半岛。

(东、西突厥地图)

受到隋朝的离间，大突厥汗国被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在突厥汗国分裂的时期，室韦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其境内(相当于现在的吉林省)一支乌桓后裔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部落小联盟，他们叫契丹。

时间到了唐朝，这时候的突厥和大唐的剧本有点像汉朝和匈奴了，只不过唐朝相对更善于处理少数民族问题，多了一些怀柔政策。

不出意外，大唐灭了突厥。严谨的来说不是灭了，而是打服了。一同臣服于大唐的还有室韦、靺鞨、契丹和高句丽。大唐对它们是怀柔政策，分别建立了安西都护府(管理西域番邦)、安北都护府(管理东突厥、薛延陀、回纥等部)、室韦都护府(管理室韦、契丹)、黑水都护府(管理靺鞨)和安东都护府(管理高句丽)，它们便是大唐六大都护府的前身。

(70年代人的偶像)

这时期的大唐四海来朝，成为汉人心永远用的荣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几位北京小伙子留着长头发高唱着“今宵杯中映着明月，豪杰英气大千锦亮”，全国上下《梦回唐朝》。

后来，大唐无暇管理周边少数民族，突厥有了一次短暂的复国(不是后突厥，是后突厥之后的突厥)。只不过这次复国后，内部派系比较混乱，几大部族谁都看不起谁。其中的一部叫回纥，在受到唐明皇李隆基的深切关怀下表了表忠心，最终把突厥给干死了，建立了回鹘汗国。

时间到了唐朝末年，世居青海的吐谷浑还活着......从南北朝到隋朝再到唐朝，吐谷浑一直采取和亲联姻政策，一直佛系的活着。直到五代十国时期，契丹的横空出世。

五代十国、宋

五代十国之初，契丹崛起，回鹘从如今的内蒙中部被撵到了新疆中部，吐谷浑则是直接被吞并。在西域发展的回鹘后来又分为三部分，即高昌回鹘、甘州回鹘和黄头回鹘。高昌回鹘也被称为西州回鹘，西州回鹘被少数民族称为畏兀儿，跟如今的维吾尔同音不同字。至于维吾尔民族的发展史今天不做阐述，因为原因比大家想象中的复杂。

(萧峰：契丹人和汉人是平等的)

后来地球人都知道，契丹人建立了辽朝。契丹人还是跟大唐学到了不少，面对其统辖的汉人是分而治之，尊重其风俗和生活习惯，并允许汉人做官。建立辽朝后的契丹人，面对汉人的政策和《天空八部》还是有很大出入的。

与此同时，在契丹东陲的长白山地区，黑水靺鞨的后人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部落。趁着辽朝和大宋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这支部落迎来了自己人生的巅峰，这支部落叫女真。

后来女真灭了辽朝，建立了金朝。对于宋朝来讲，换汤不换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与此同时，曾经柔然的两个小部落在外大兴安岭以南，也就是如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的中南，这两个小部落后人合并一处建立了一个新的小部落，叫做蒙兀室韦。

(今呼伦贝尔蒙兀室韦)

元、明

蒙兀室韦早先叫达怛，后来被称为蒙古各部有了一个总称叫鞑靼。蒙兀室韦建立了蒙兀国，国王名叫合不勒汗。合不勒汗或许很多人都不知道，但人家有一个大名鼎鼎的重孙子，名叫铁木真。

之后铁木真和他的孙子忽必烈到底干了什么事，大家都知道了。相对比辽朝，元朝对待汉人的政策就没那么好了。除了元成宗搞过一次全国反贪后，基本上没太多的政治作为，结果是越反越贪，跟后来的朱同志有点像。

元朝末期，刚刚说到的朱同志在亳州都快活不下去了。几经辗转带着刘伯温、徐达、常遇春等人把蒙古人赶回了北方老家，建立了明朝。明朝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汉人政权是从南往北统一全国的。后来蓝玉同志对北元做了一次回访，北元彻底覆灭，分裂为鞑靼和瓦刺。

明朝初年鞑靼被打个半死，瓦剌却成精了，造就了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如果不是于谦在北京九门外御敌，历史要重新改写了。

(土木堡之变地图)

瓦剌见干不动大明便也推行内部政治改革，结果却革了自己的命。瓦剌CEO也先死后，瓦剌内部分裂，分裂成四大部落，即绰罗斯、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另有辉特等小部。

后来，绰罗斯雄霸天山南北成为了瓦剌第一部落，改名叫准噶尔。

清

就在准噶尔雄踞西北时，东北的女真人再度复兴，建立后金，入山海关后成了后来的清朝。顺治三年(1646)，当初的瓦剌各部(包括准噶尔部)首领二十二人联名奉表贡，就此确定了从属关系，纳入清朝的版图。

(统一前的瓦剌各部)

同样是顺治三年(1646)，准噶尔部有一个年仅三岁的小男孩，后来成了清朝的心腹大患，这家伙名叫绰罗斯·噶尔丹。1696年在如今蒙古国肯特山南，噶尔丹主力军被清军击溃。第二年，康熙第三次征讨，噶尔丹彻底挂了。就此，蒙古各部尽归大清。

后来到了民国以及现代，我们走向了民主与共和，游牧民族就此正式跟中原组成了一个大家庭，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

这个家，叫中国。爱我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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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朵，在现代口语中可能更多跟花蕾联系起来。而在古代这个词却是指代一种我国北方少数民族所特有的打击类兵器。当然，它的缘起则要从前秦时代说起。商周之后，中原北方一带的打击杂兵除了石质棍棒头以外，又出现了青铜质棍棒头，它们较之石质棍棒头更为精致皮实。比如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出土的春秋战国时代，北方少数民族使用的青铜棍棒头，其形制均为中间有孔的扁圆体。其中，有表面附有稀疏的瘤状小乳突，也有的表面有12个螺旋状小乳突，或凸出12个蒺藜状锥形角。

北方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石质棍棒头，即是骨朵锤头的前身

春秋战国时代的青铜多瘤骨朵，出土内蒙古东部，直径约5厘米，重约0.2千克

汉代匈奴人留下的各种铜质骨朵

这种青铜棍棒头持地坚硬耐用，不仅用于狩猎，征战时也可当做打击破甲或抛击类兵器使用。尤其是呈放射状凸齿的铜质棍棒头更能增强拼击时击杀力。除了青铜、铜质棍棒头外，还有铁质，由于铁质易锈，大多铁质实物保存下来不易。

汉代青铜骨朵，直径4厘米，重82克

汉代青铜骨朵，宽5.8厘米，厚2.6厘米，重229克

汉代青铜骨朵直径5.6厘米，重245克

随着中原传入北方草原的铜铁冶炼技术提高，刺激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冷兵器进化发展。特别是到了辽代，国家及社会制度的建立，又使得这些兵器增加了礼仪的性能。其除了用作狩猎工具和兵器外，还演化成为一种礼仪用器。辽国军人这种手中最为常见的铁质棍棒头，被宋人误称为“骨朵”，由此得名。

北宋兵书《武经总要•器图》记载：骨朵本名为胍肫〔gua zhun瓜谆〕，谓其形如大腹，似胍而大。后来人们将其误读为骨朵。书中记载的制品有蒺藜骨朵和蒜头骨朵两种，头部用铁制造，分别与带刺的蒺藜和多瓣蒜头相似，故有其名。

辽代古墓壁画上的契丹武士手持骨朵形象

骨朵宋金以后，其形制与用途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作用有三：其一，作兵器用具。即“蒺藜、蒜头原系兵器，汉时以敌汉军”。辽代时，这种带柄的圆首击器骨朵是作为常备武器而使用的，从《辽史•兵卫志》和辽人古墓壁画中均可看出，经常发现手持沙袋骨朵的契丹武士。到了元代，骨朵继续作蒙古人常见的兵器使用，元成宗为“铁木耳之孙巴白耳，亦系一代之雄，巴白耳战士所用兵器最堪注意者，厥为夏西帕耳之瓜锤。”

青铜瓜锤

其二，作卤薄仪仗类器具。这种带柄圆首击器，如宋代皇帝出行，亦有执擎骨朵的禁卫军随驾。辽金时代，骨朵多作军仗，从辽人古墓壁画来看，契丹武士除佩有刀、箭类武器，还手执蒜头、骨头;文官则手持沙袋型(圆形)骨朵。金代皇帝、皇后、王妃出行，就有近侍从手执骨朵、肩荷骨朵仪仗护卫。元代亦如此。明清两代，骨朵就几乎完全变为卤薄仪仗中的用具。

明代的《出警入跸图》中作为仪仗的锤

其三，作杖击类刑具，此多见于契丹人。《辽史•刑法志》记载：其制刑之凡有四：曰死、曰流、曰徒、曰……杖自五十至三百，凡杖五十以上者，以沙袋决之;又有木剑、大棒、铁骨朵之法。木剑、大棒之数三，自十五至三十;铁骨朵之数，或五，或七。此足以说明铁骨朵已成为辽代法制刑具之一。根据史稿《焚椒录》记载：当辽道宗皇帝宣懿皇后的诬案构成时，上(辽道宗)怒甚。因以铁骨朵击后，后几至殒……。从上看出上层统治阶级犯罪，同样要用铁骨朵击打惩之。另外在辽人古墓壁画也可看到这种骨朵作为刑具的真实画面。

山东诸城汉墓画像石刻画《疱厨图》锤杀牛畜画面(下)

其四，作为杀牲畜用具。在山东诸城汉墓画像石的石刻画中有一幅疱厨图，其画为一人脚踩牛之鼻索，双手执一短柄圆锤，对准牛脑门作用力挥击状;牛之身后有人用力拽着捆绑牛前蹄的绳索，旁边还置放一把和切和一个大盆。从画面可以看出，此二疱丁欲将牛击昏后，再用刀刺进牛身之要害部位，放血使其毙命。

纵观这种棍棒头到骨朵的发展脉络，其由实用性发展到礼仪性，其首端骨朵逐渐由大变小，蒺藜状凸齿也逐渐平缓，演变为瓜棱或蒜头状，附有乳钉的器首也变为平缓的球状体，变为金瓜锤或卧瓜。质地也由石质发展为铜、铁、根等。到明代后，骨朵的锤击性能完全消失，专属皇家礼仪器具之用。清代早期继续沿用这种仪仗用具，至清晚期以后不再使用。于是这种打击、仪仗具最终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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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族指的是以游牧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的民族，但是游牧民族也并不是居无定所，从中外的史集来看游牧民族是有隐秘的定居据点的。